第424章超白玻璃和普通玻璃区别 超白钢化玻璃有什么优点

　

例如，以前承租死者土地的人现在从新所有人或他相信是新所有人的人手中购买了同一块土地，他取得作为买受人的占有原因，或他虽未购买，但以市民法的方式或裁判官法的方式继承了同一块土地，取得作为继承人的占有原因，在这两种情形，当事人都被视为未自行改变占有的原因，尽管他们的占有从自然占有转化为民事占有。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中，当前各国普遍缺乏对国家安全外延的清晰界定，由此导致国家在现实中经常采取扩大性解释策略，即通过扩大解释国防、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等涉及统治秩序的国家安全领域或范围，进而达到限制网络表达自由的非正当目的。也正是因为此，基于公共秩序缘由限制网络表达自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因为，通常缺乏正当的程序被看作是对基本权利的重大威胁，基本权利的保障与程序的正当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注释】 ①吴飞：《〈欧洲人权公约〉与表达自由》，载徐显明：《人权研究》(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500页。(29)作为一种新生的权利实现载体，互联网在促进公民言论自由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⑦质言之，国家在除关注何种情况下可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外，还必须重点关注此种限制所应遵循的正当程序，以及采取何种程序更有利于公民网络表达自由的实现。⑨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但必须指出，上述7种情形的规定，其内涵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而各国家机关在适用上述规定惩治诽谤犯罪的同时，必须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防止扩大打击面。以上述《解释》为例，虽然其规定对于规范公民网络表达、净化网络环境等具有某种引导价值，但亦不可否认，其在尊重与保护衡量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有些甚至明显构成了对宪法比例原则的违反。黄副检察长深入调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该民族串姑娘婚姻习惯法传统，不应构成犯罪，因此不予起诉。

仍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例。[31]也就是说，沿着软法发展的脉络回溯，最终指向的就是那些早期的、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习惯法规则。就软法而言，其主要是特定组织中的权威机构用以规制组织运行、成员行为等事项的规范，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制度建构，从制定——实施——实现的过程来看，主要体现为一种演绎的逻辑。首先，软法为习惯法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为当前历史条件下习惯法的存在、运行、发展厘定了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习惯法的完善与优化。

又如，江城县哈尼族习惯法出于对放鬼的禁忌，将放鬼伤人者（鬼娘）视为全寨的公敌，进而将其驱逐、毒打乃至杀害，[41]这显然与我国法律保障权利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如前文提及的各民族丧葬习惯法、村寨头人选举习惯法等。

尤其是西双版纳州颁布的《民族教育条例》第35条明确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得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因为习惯法源于民间自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科学性、合理性上存在诸多缺陷。二是认为两者有包容关系，但为了凸显被包容方同时具有的相对独立价值而将二者并列。一是从传统的法多元论出发，将现行法理学上的法的概念扩大化为广义法，使得原先的法概念退居为狭义法，并与软法共同构成广义法的两大理论分支。

[38]参见吴大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6-32页。倘若企业内部有人对其提出质疑，则很有可能招致内部处分（职务、待遇、福利等方面）甚至驱逐出企业的制裁后果。可见，在习惯法向硬法转化的过程中，软法实际上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因此，软法的实施更多地依靠规则确定的惩戒和制裁手段，即外在强制作用的后推力。

第一，就量的方面来说，由于习惯法不断向软法输送大量的现成规范，因此软法规范的保有量自然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是软法的扩大量和习惯法的转化量并不一致，一般前者会小于后者。[43]这种划分几可等同于西方自然法学派对于自然法和人定法的界分。

参见郑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法学——理性公法学刍议》，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71-72页。这主要是指国家要求公民对部分习惯法规范或他人的习惯法行为给予必要的尊重，否则将诱发不利的后果。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习惯法这一对自身要素的甄别、选择过程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习惯法规则在特定的社会和法治发展阶段为在主流社会中寻求足够生存空间而不断作出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以及自我完善的过程。亦即，一夫一妻制虽然渗透进习惯法领域，但这并不影响其延续享有国家法效力、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硬法特征，而这种转化的价值体现在，倘若行为人违反了一夫一妻的规范，那么在被硬法给予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之前，就可能已经基于习惯法规范遭到来自于村规民约的否定性评价乃至于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了。习惯法的优势在于民间基础深厚，源于特定地域或群体的传统风俗、习惯或社会认知，行为个体对其具有极强的认同感，等等。二是习惯法对于特定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即外在拘束性。依此思路，应然法更多地指向自然法，而实然法则是对客观存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9]可参见沈岿：《法治与公立高等学校——学校和学生的关系维度》，载沈岿著：《谁还在行使权力——准政府组织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1页。

第二，对于作为软法现象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团体、机构的内部规则而言，虽然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但是其保障实施与实现的机制在于该社会组织、团体、机构内部的责任归结和追究机制，亦与国家强制力无关。此外，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秩序的继承以及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分治态势的稳定延续，这些都导致习惯法和硬法之间的冲突得以产生。

如我国当代民营企业中大数量存在的家族制、世袭制，都是一种典型的习惯法反映，虽然在正式的企业章程中并无相关的规定，事实上却构成了该企业运行、发展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硬法与软法的关系。

欲避免这两种极端，就必须在上述两个对立体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缓冲机制——从法文化的角度而言，就是国家强制法和本土资源法的中间形态。……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

另一方面，传统习惯法的外在强制机制也日益受到来自于正义、理性、法治等现代社会理念的审视、质疑、选择乃至排斥，其合理性、合法性都被极大动摇。[11]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修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3页。又如在国家领导职务的担任上，虽然宪法、组织法并无相关规定，但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也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习惯法规则。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完成对如下三个问题回答：习惯法为何会向软法转化？习惯法如何向软法转化？习惯法转化为软法有何后果？以上研究对习惯法和软法这两个时下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关联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性基础。

而就习惯法而言，主要是特定社群或地域的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对于现象、关系等规范要素自发产生的朴素的理解及简单的提纯和再加工，从实践——总结——制定——实施——实现的过程来看，主要体现为一种归纳的逻辑。[49]社会学理论认为，群体形成初期，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会逐渐消失，而一致性则显现出来。

[51]行为人对法律的内心接受和认同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分为信任、信服和信仰三个层次。第二，当代许多学者对于软法内涵不依靠公共权力强制执行，但却事实上具有约束力的规则[32]的理解，几乎可以完全套用在对国际法概念的理解上。

[31]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3页。这就决定了以不否认进行间接承认方式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客观存在，并不一定反映了有权主体的真实意思，因此具有随时被取消承认地位的可能性。

其次，向软法乃至于硬法转化是习惯法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存在饮食上的诸多禁忌，这原本只属于宗教习惯法的范畴，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以及相关民族自治地方颁布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硬法将这些禁忌正式纳入，便实现了习惯法向硬法的转化。值得一提的是，有观点认为宗教法和行会法也应当属于民间法，[21]笔者以为不准确。[47]前引35，高其才书，第43、47页。

一方面，从实施机制上说，民间法基本上类似于软法规范，因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绝缘的关系，使得民间法不可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这恰好是软法的核心特征。第一，对于硬法中的软法，虽然具有国家制定、国家保障实施（而非实现）等国家法色彩，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责任或制裁条款，因此无法启动国家暴力来促成其真正实现（而非实施）。

第三，部分具有应然法属性并不会影响习惯法归属于实然法领域的判断。也正是因为如此，习惯法与软法之间的比较被相对冷落。

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习惯法的尊重与承认较为常见，[53]笔者试举一例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习惯法尊重与承认的事例：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颇县一个哈尼族寨子有13个哈尼族青年串姑娘，为此，被景颇县人民检察院以犯了流氓罪[54]批准逮捕。[42]笔者认为，这种区分法域的方式容易将问题复杂化，还是传统的应然法和实然法的二元划分[43]更适宜作为相关问题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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